剑桥大学怎样进行思想启蒙

艾伦·麦克法兰是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和英国学术院院士。自2015年起，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的朱永新教授与艾伦教授展开多次对话，今年5月，本报曾发表他们关于中英教育对比问题的对话。近日，二位学者就大学教育的相关话题展开探讨。

艾伦·麦克法兰曾在著作《启蒙之所，智识之源——一位剑桥教授看剑桥》中生动地分析了剑桥大学的教育精髓以及对大学责任与使命的理解。剑桥大学如何让学者保持“孩子气”？其教育方式如何激发师生的创造潜力？今天的大学具有何种使命？二位学者的深入讨论或许能给与我们一些启发。

激发学生的“每一种创造潜能”

朱永新：剑桥与牛津的划艇比赛早于1827年问世，如今中国有些大学也办起了划艇比赛。您曾介绍过剑桥的体育精神，认为身体与精神的挑战同等重要。能否具体谈谈英国大学是如何开展体育的？是否以俱乐部的形式？学生参与度如何？对于大学教育具有什么作用？

艾伦：几百年来，体育运动和游戏一直是英国教育的核心部分。健全的心灵寓于健全的身体，身体健康助力心理健康。几个世纪以来，不少学校引进骑马、打猎、跑步、击剑和游泳等绅士运动。19世纪下半叶，英国公立学校和大学的改革中又增加了许多体育运动，如足球、划船等。如今，女性也有机会参与体育比赛，由大学和学院提供设施。教师鼓励学生玩游戏和从事体育活动，有利于提升个人与大学声望。

于我而言，从8岁起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牛津大学职业生涯结束后，继续以散步、钓鱼、游泳等更温和的方式运动。体育和游戏使人更好地处理日常问题，更易从竞争的压力中释放。

朱永新：您曾言“英格兰人绝不肯长大，而且确实成功地终生保持了几分童心”，许多您采访过的剑桥思想家都保持着“孩子气”，善于并乐于发问；许多优秀知识分子虽长期不得志，收入不高，但好奇好问支撑他们不断研究。对此我深表赞同，好奇、好问是学者必不可缺的品质，关键在于如何支持和鼓励如此优秀的品性？

艾伦：在我看来，保持孩子般的好奇心有很多因素。孩子天生富有好奇心与创造力，但容易被家庭、朋友、老师摧毁。如果第一次的努力被劝阻或惩罚，孩子将很快放弃。因此，允许孩子犯错，宽容和鼓励孩子至关重要。要通过适时的教育培养孩子的自信，尤其在青少年过渡期。虽然中国历史上儒家的纪律性影响深远，但如今中国正处于更具创造性的教育转型时期，更要抓住机遇。

朱永新：您在书中提到，人类天生具有创造潜能，但入学后这种潜能往往受到抑制，而剑桥始终致力于激发学生的“每一种创造潜能”。请问先生，究竟是什么魔力促使剑桥这样做？剑桥又是如何做到的？

艾伦：在我看来，剑桥的魔法基于一个美丽的环境——大家可以一起散步、吃喝、祈祷、听音乐，参观各式各样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能有效缓解压力；学术工作一周不超过40小时，其他时间通过一些业余的学术科目培养心灵、社会性和精神，允许和鼓励学生找寻自我；教师提供建议和监督，但不强迫学生接受过多事实或信息，师生关系融洽友善，心灵美的建构颇受重视……建立这种魔法需从小抓起、从长计议。好的幼儿园和小学通常有魔力，但中等教育和高考压力却在不经意间削减了魔力。此外，教育也不仅指正规教育。

朱永新：您曾提到，教育的真髓是综合多种技术，正规的、半正规的、非正规的，帮助人们发现自己。教育是一种不息的滋养，是脑与心、灵与肉的锻冶。我非常欣赏您对教育的理解。所谓正规的、半正规的、非正规的技术，分别包括哪些内容？

艾伦：教学技术的正规方面是教师在正式场合与学生直接互动。在剑桥有三种主要形式，即讲座（平均每周2次、每次1小时）、研讨会（最好少于15名学生，学生做好准备、提交论文，每周1至2次）、个人一对一或一对二的监督管理（可能每周8个或10个小时）。上述方法均适用于本科生和硕士生，但对博士生而言，教学主要是每月或更频繁地与导师会面，每次1小时左右，导师将阅读论文草稿，并进行点评。

半正规技术是在更轻松的环境中，如酒会、饭局、游戏、运动、散步、聊天等，与学生见面，这对硕士生和博士生尤为重要。

非正规技术是指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可通过各种活动来实现，对话是彼此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年龄增长，知识量与理解力与日俱增，互动成为学生日常体验的亮点。

对抗性活动刺激新思想

朱永新：剑桥的教育体系立足于两大思想源流，一是古希腊思想传统鼓励人们提出问题和为老问题寻找新答案，二是中世纪英格兰法律传统鼓励人们为寻求可信答案进行对抗性论辩。论辩对于刺激新思想和寻求新答案具有重要作用，其机制是什么？

艾伦：争论、扰乱并试图智取你的对手，是英国教育的核心部分。学习如同打网球或乒乓球，需要来回敲打思想。建立该体系需要真正改变社会结构，这在中国、日本甚至法国、西班牙都很困难。

在游戏或教学过程中，师生间的地位差异必须最小化，但不能消除。如果教师总被认为优秀、正确而不被挑战或质疑，那就没有真正的对话和值得学习之处。

在个人教学语境中，双方要相互信任和尊重。教师不得利用年龄和地位压制学生，学生不能固执己见、僵化或无视指导和权威。必须建立某种等级制度，尊重来自对彼此论点的欣赏。

个人的想法与地位应适度分离。在英国几乎无“面子”这一概念，人们更能坦然接受批评和建议。幽默感或将有所帮助，适度的玩笑往往能克服挑战的尴尬而具有幽默感，输掉一场争论也并不足以构成对个人荣誉的威胁。

朱永新：您认为剑桥的学院制，是世界上包括美国大学都没有的一种组织构架，信任和信托是学院制的精髓。您能否对信任之于学院制的重要性进行简单的解释？中国大学也普遍采用学院制，但更是一个扩大的系科，并未真正实现学科交融。对此您有何建议？

艾伦：尽管牛津、剑桥大学的经济资源远低于美国顶尖大学，员工的教学负担也远超世界多数大学，但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具有领先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独特的学院结构。以剑桥大学的学院为例，它虽小却包含博士生在内的各级学生约500人，工作人员（也称研究员）约50人，这使学院有较强的社区团体意识，有助于人们互相了解、增进信任。由于学院吸收了所有科学、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生和员工，多学科和跨学科思维倍受鼓励，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项目合作广受推崇。

大学有自己的管理机构，有相应规章制度和纪律来管理学生。学院的庭院和花园属于私人财产，公众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进入。学院由研究院或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来管理，研究生和本科生都各有管理委员会。

学院是多功能的。它有图书馆和供研究员、研究生和初级学生见面的公共房间，有报纸、饮料设施和舒适的椅子；它为所有研究员和学生提供起居室，无论是在学院还是附近的特别招待所；它有许多俱乐部和社团，开展从音乐到体育等各类活动；它有球队、球拍类比赛的场地，有可以划船的河流；它有大餐厅和校园酒吧……每个学院都有各自的颜色、标志、旗帜和身份。无论是独自行动还是结伴出行、学习或玩耍，都多样且便捷。这些都有利于鼓励团结、友谊、相互尊重和为更广泛事业服务的愿望。

朱永新：剑桥的导师制与学院制相辅相成。据了解，在剑桥4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您一直担任学生导师，大概为此付出了在剑桥岁月中全部智慧和精力的1/4。您有许多学生后来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并与您保持着长久友谊。其中支持您的动力是什么？剑桥有多少比例的教师像您一样认真履行导师职能？现在中国大学也开始引入导师制，您怎么看？

艾伦：根据我在牛津与剑桥大学学习和任教的经验，这两所大学绝大多数的学院和教师都非常重视个人、导师和教学。许多人把一学期的大部分时间（一年只有20周正式教学和4周考试）用于教学。我的许多同事每周面对面授课时间长达10小时或更长，加上额外的准备和阅读论文，工作时间几乎翻了一番。因此半个工作周的时间都花在教学上，剩余时间主要用于行政管理或做研究。其中，激励我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源自个人教学的古老传统，可追溯至几百年前基于学徒制和个人监督管理学习的理念。第二，在集体中的团队意识。第三，工资足够并主要来自教学，故不必为了赚足够的钱而设立精密的研究项目或发展多余工作。第四，学生优秀，教学相长、互促互进是常态。第五，许多学生继续从事该领域的重要职业，教学是为国家未来的成功作贡献。第六，良好的教学能赢得声望和尊重。第七，它往往非常愉快，有助于丰富写作和演讲，并与学生建立长久深厚的友谊。

大学应是社会文明的创造者

朱永新：今年年初，中国有媒体报道剑桥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剑桥大学回应称，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已执行数年而非新闻，但剑桥招生并不“唯成绩论”，而是在考试成绩的基础上对每名学生进行综合评估。对此您有何评论？

艾伦：我退休较早，未曾听闻此事。如果消息确凿，我认为该举措不是为了与中国大学竞争。剑桥大学汇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公平起见专门为中国学生设定了一些科目配额（如计算、数学、工程），这种做法或许旨在公平对待那些负担不起私立学校或家教费用的中国青年学生。与许多英美大学不同，剑桥大学决定不在中国建立平行校区，虽然这也属于一种招收中国高考高分学生的方式。其实，该变化不会给中国带来太大影响，因为剑桥大学只是一所每年仅招收几千名学生的大学。

朱永新：您提及“大学是映照文明史的一面镜子”，社会文明与大学息息相关。一个社会是开放、平衡、自由的，它的大学按理也应如此。同时，大学应是社会文明的创造者，在一定程度上积极改造社会文明，如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就曾承担该角色。当然，大学对于社会的反作用，取决于社会对于大学的依赖程度和控制水平。

艾伦：大学的作用是以一种良好的方式改变社会。中世纪欧洲各地的大学都宣称是由拥有财富和自治权的学者组成的自由协会，自主决定教什么、谁被录取以及如何考试，属于国家的独立财产。因此，像牛津、剑桥这样的老牌大学，通过培养独立思考的政治家、教师、医生、公务员、律师、牧师、商人和制造商等，塑造了英国文明。

这种自由、独立以及许多大学变得富有的事实，一直被强大的国家所怀疑。16世纪至19世纪，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系统地摧毁了这种独立，那里的大学后来也从未真正恢复独立。在大多数国家中，大学教师是公务员，国家控制课程。而英国由于好运气和岛国地理优势，避免了这种典型趋势。

如果中国希望建成世界领先大学，可以尝试效仿英国，给予大学在财政捐赠和治理方面的自主性。当然，实施上诉举措并非易事。然而，中国以其对教育的高度尊重和伟大的文学传统，有望实现该目标。建立模范的自由大学或部门，并逐步扩大大学在塑造更具生产力、创造性和更快乐文明工作中的作用。

朱永新：作为历史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您曾于25年间采访了数百名专家学者，记录他们的思想与影像，并上传互联网供人们观看，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您能否谈谈从事这项工作的初衷？

艾伦：自1983年以来，我对250多名杰出思想家和艺术家进行采访，几乎涉及人类探究的所有领域。每次采访都包含一段1至4小时左右的视频，被放在剑桥大学的“流媒体服务”存储库中。该系列采访的目的在于探索个人生活与创造性成就的关联以及家庭和祖辈的影响，特别关注受访者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探讨教师、兴趣爱好、家庭成员、机构等对个人的作用，并探索事故、友谊、旅行和生活经历等的影响程度。我试图探究历史和人类学领域的佼佼者所拥有的工作方法、生活法则、态度和灵感，以及他们成功背后的原因。

最近，我与中国商业媒体签订了一份合同，让这些采访在中国互联网上免费提供，并附加中文字幕和部分总结书籍。受访者从各自领域看生活，谈论他们如何为人类的知识、美丽与进步作出贡献，将有助于年轻人汲取榜样的力量。青年朋友将学习如何避免障碍、战胜困难，如何富有成效地生活。许多思想家和艺术家都曾面临窘迫境遇，却依靠自身努力发现了某种喜悦或激情，由此得以解决难题并创造美、发现真理。

《中国教育报》2019年10月11日第5版